东莞我得了抑郁症，东莞我得了抑郁症怎么办？

#2022生机大会#

据相关统计显示，我国抑郁症发病率约为5%。而这其中尚未包含没有寻求治疗的隐形抑郁症患者。尽管抑郁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，但仍有很多人并不理解“抑郁症”这个词，甚至会对患者抱有敌意的态度。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，他们不光要承受疾病带来的痛苦，还要面对他人的偏见和不理解。

我变本加厉，

开始用刀片伤害自己。

从修眉刀到雕刻刀，

我用它们划开手背的皮肉，

看着伤口翻出惨白色的皮肉，

涌出鲜血。

只有盯着滴滴答答的血液，

沿着手流淌到胳膊到达胳膊肘，

再一滴一滴落在地上时，

我才有了被惩罚的释然感。

1

2016年大三暑假，在紧张准备毕业设计的同时，我开始准备考研。

从小到大，我的学习安排升学选择都是由亲戚里学历最高的，在体制内做局长的姨夫参考决定。上大学后，他也感觉到以自己的认知无法再给我参考，替我做选择，于是这项任务就顺延给了他儿子——大我15岁的哥哥。

在商量是否继续本专业读研的问题的时候，大家由开始的讨论演变为激烈的争吵。恼羞成怒参与讨论的家长们，列举了我上学以来所有升学考试都是勉强通过，以及他们依稀记得我读书期间少有的几件不听话的事情。在我理亏的情况下，他们再一次替我决定，选了几所重点的设计院校，要求我尽快进入复习状态。

从那天后，每天入睡之前，我都会回想起家长们指责批评我的句子。持续几天后，症状演变成每天脑子里会随时冒出从小到大被批评、指责、嘲笑的场景。

我惊讶地发现，都已经过去十几年了，这些东西居然还会被我记得如此清楚，甚至可以栩栩如生地在脑海中演绎出来。这些句子，仿佛是脑海中反复重播的声音，只要夜晚开始，就会像绳索一样勒紧我的大脑、神经和心脏。

每当我躺在床上，眼睛会突然在闭着的状态下酸涩无比，要瞪大到等同眼眶的程度才会缓解酸涩，眼泪在这时就沿着眼眶自来水一样流出来，沿着鬓角淌到枕头上。伴随而来的，还有从太阳穴蔓延到后脑勺的头疼，就像是有一根细长的铁棍在不停地敲打，钝痛一下接着一下，从不间断。

而严重的眩晕感也不断折磨着我，脑海里仿佛有搅拌勺一样，不停地旋转。为了缓解，我只好强制性闭上眼睛，结果却没有期待中的黑暗，眩晕也没有停止，只是换来了一大片灰白色的电视雪花一样的画面，跟随着头部的钝痛和眩晕，淅淅沥沥地围绕眼球转动。

只要我翻身换一下睡眠姿势，尖锐的疼痛就会从后颈向下延伸到后心，后心贴前心刺穿似的疼，又继续蔓延到腰、大腿、膝盖、脚腕，酸痛不止，好像下肢的每根血管和神经里都被灌满了高浓度的柠檬汁。

只有被这些不同种类的疼痛折腾到疲惫不堪的时候，睡眠才会很勉强地降临一小会，等天色稍有些光亮，这点不踏实的睡眠也就立即消散不见。每天，我几乎是凌晨三四点才能睡着，到第二天中午醒来时，又会被光怪陆离的梦境感染得情绪低落，等到这阵情绪过去，可怕的夜晚又来临了。这样的恶性循环，持续了整整两周。

2

我第一次出现类似状况，是2005年。小学五年级时遭到同桌的校园暴力，和其他的校园暴力一样没有任何理由。那个男生喜欢每天用不同的办法打我羞辱我，如果我告诉老师和家长，得到的回答只会是“想想是不是自己的问题，为什么只打你？”

在这样无助的情况下，每晚我在恐惧中睡着，伴随着头疼和噩梦，第二天继续绝望地去上课。哪怕是在小学毕业后，这段经历仍如同梦魇一般纠缠着我，一想到那个男生，便会内心战栗。如果和家长旧事重提，发现他们居然还是当年的口径，我都会发疯一样的情绪失控。被我反常举动震惊到的父母就会骂我是疯子、神经病、变态，让我的心灵不断增添一道又一道伤痕。

第二次出现睡眠恶化，是在复读前后。

每天，我的思维里全是高考失败的阴影：调剂失败只能去读专科，而专升本的压力让我感到恐惧甚至是绝望。当我一个人呆着，注意力无法被转移的时候，会有一个声音在耳边一遍遍地讲述着如果不能顺利升上去读本科，后果是什么，人生会恶化到什么程度，我想要的人生也会永远和我失之交臂。

这个阶段，我的精神情况更加糟糕，晚上会陷入自责的情绪中无法自拔。与亲戚家和父母朋友家的孩子对比时，会愈发认为没有用好成绩为父母带来自豪是一种罪过。在自我责怪的过程中，我会一直哭泣，无法控制地哭泣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考上专升本后，才逐渐消失。

这次，在考研和毕业到来之时，新旧症状一并降临，而且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。所有兴趣爱好开始逐渐崩塌，手账、手工、绘画、读书、篮球、游泳……这些曾经丰富多彩的，可以安慰我的活动，再也无法让我开心。

夜晚，头疼肢体疼如期而至，不同的是睡眠困难持续到凌晨三四点。入睡之后，睡眠变得漫长。白天清醒时，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发呆，看上许久直到进入嗜睡的状态，接着又在可怖的梦里醒来，缓解恐惧时又不知不觉睡着。终日没有活力，不想离开被子，不想吃饭，甚至无法睁开眼睛。

3

我开始厌恶自己，极度地厌恶自己，于此同时，也衍生出对被讨厌被抛弃的恐惧。由此开始，我的脾气也变得阴晴不定。

好朋友杨睿通过我在社交媒体上的状态，感受到我的不对劲，便约我出去吃饭。

她大我一岁，成熟理性，从认识开始就对我关怀备至，是个善良又温暖的人。我对她很依赖，尽管没有外出的动力，但还是应邀前往。

这次小聚，杨睿还约了另一个朋友一起出来陪我。杨睿和那个朋友的本心，是为了避免两个人独处时冷场的尴尬，所以她们商量好了一起出来和我吃饭。可是，她们之间和谐聊天的场景却深深地刺痛了我，原本是想缓解抑郁的聚会，却反而让我有种被疏离的感觉。

聚会结束回到住处的我暴跳如雷，莫名其妙地在房间里坐卧不宁，走来走去，反反复复地告诉大学室友王威：“我讨厌今晚杨睿带来的那个朋友，如果是为了缓解我的情绪，有杨睿就够了，她为什么去？我讨厌她，她打扰了我和杨睿的聚会。”

王威感到无奈，只能顺着我毫不讲道理的逻辑安慰我。经过这次后，我越来越自卑，越来越害怕失去在乎的朋友，失去实现想要生活的能力。这些无法宣泄的痛苦，让我如同困兽一般，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用身体一下一下地撞击墙壁，想用这种钝痛来转移脑海里幻想出来的令人厌恶的场景。

这种方式起初还有些作用，后来就失灵了。于是我变本加厉，开始用刀片伤害自己。从修眉刀到雕刻刀，我用它们划开手背的皮肉，看着伤口翻出惨白色的皮肉，涌出鲜血。只有盯着滴滴答答的血液沿着手流淌到胳膊到达胳膊肘，再一滴一滴落在地上时，我才有了被惩罚的释然感。我甚至为自己建立了逻辑：用自我伤害抵消自我厌恶带来的罪责感。通过这个方法，我不断划开自己的皮肤，一次次看着血液从伤口里涌出来，享受被惩罚后摆脱罪责的轻松，裸露在衣衫外面的胳膊逐渐布满了一道道的伤痕。

杨睿看到这些左一道右一道新旧叠加的伤痕，感觉越来越不安，在微信聊天我主动说起自己状态时，她便见缝插针地要求我去看心理医生，或者去看一下精神科。大概因为她是我人生中少有的理解我、能带给我温暖的人，所以她的劝告我暂时听得进去。为了不让她担心，我也停止了伤害自己的行为。和她一起聊天时，她漂亮的眼睛隔着镜片认真地看着我，投射出标准的与人谈话时礼貌又真诚的目光。她的热切关心给我带来了暖意，让状态陷入失常之后一直油盐不进的我听话地去了医院，确诊了抑郁症，并且开始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。

4

心理医生带来的作用非常有限，去一次只能维持三天情绪的稳定。随着考研的日期迫近，我只能在恶劣的情绪下忍着难受看书复习，夜晚睡眠质量依旧持续恶化，能睡着的时间只有三个小时。后来，我索性每晚复习完后便出门，在深夜的街道上散步，直到有些许疲倦，再回住处休息。

杨睿依旧默默关注着我的状态，合租的朋友也随着研究生考试日期的接近，想办法缓解我的焦虑情绪。伴随着好友的陪伴，我磕磕绊绊地参加完考试，然后等待公布成绩。

录取通知发到手机上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又多了一种新的症状——麻木。除了发作时的情绪不能自控，平时很难对身边的人和事产生情感，不会悲伤，也不会愉悦，一切都随便。每当我的症状有了新的变化，我都清楚，我离“病人”这个标签越来越近，所以对失去的恐惧越来越深切。

我总是深更半夜很神经质地在微信上问杨睿：“你会觉得我很奇怪吗？”“你觉得我在向你传递负能量吗？”“我是不是你的累赘，我有没有很消耗你。”

她也总是温和地回复我：没有，不是，别瞎想。

离开学的日子还远，室友换到别处租住，我也把行李打包搬到寝室，然后回家过暑假。

我的父母关系一向不好，父亲是个自负骄傲又不负责任的男人，和母亲结婚后他只做过两件事：做生意赔钱和酗酒闹事。我非常厌恶他喝醉后和母亲争吵，我总会忍不住加入他们的争吵中。

有天吃过晚饭，他喝得醉醺醺的回来，我和他吵起来，母亲也跟着生气，同他吵架。我内心积累了二十五年的委屈如同火山喷发似的全部冒出来，我发疯一般地指着他：“要不是因为有你这样的爸爸，我怎么会在你们争吵的环境里长大，怎么会心理敏感不健全！！我被校园暴力，被打被侮辱的时候，你在哪？”

我的声音尖利，声带被撕扯得又热又痛，嗓子嘶哑着：“拜你所赐，我确诊了抑郁症！你还什么都不在乎！！”说到这里我情绪完全失控，一把掀翻了客厅的茶几，水果刀掉在地上，我抓过来对着右上臂狠狠地划了一刀，血珠争先恐后地涌出来，深深的刀口立刻盈满鲜血，滴滴答答顺着胳膊小臂滴到地板上。

原本混乱的争吵被这一举动中止，父亲虽然不懂我说的抑郁症是什么，却被刚才的极端行为吓到，不敢继续争吵。母亲错愕地站在原地，怔怔地看着我，我在突然安静下来的状态里感受到声带剧烈的疼痛，和手臂上伤口被割裂的痛感。

我一下没了力气，回到房间瘫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，母亲走进来给我包扎好胳膊，叹口气问我：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我刚刚平复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，又开始大哭：“你们说我没用，不争气，不好好学习，我被欺负你们也不为我说话，我害怕，害怕被你们骂。我睡不好，每天都睡不好！我还有个这样的爸爸，从没得到过正常的父爱！我的朋友都有，我却没有！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，我活不下去了，真的活不下去了。”

“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呢，你不活了我怎么办，这么多年我撑着这个家，忍着你那样的爸，不都是为了你！没了你，我也没法活啊！”母亲不断安慰我，“你别哭，以后如果你姨夫，哥哥还批评你，你就当没听到。放完假回去，多带些钱，去专科医院好好看，有病咱们好好治，别害怕，你还小呢。”

我在母亲的安慰下渐渐平静下来，那晚母亲陪我入睡，虽然睡眠质量依旧恶劣，但恐惧感少了很多。有了家人的支持，我内心也多了些安稳。

5

研一开学之前，我提早半个月回到学校，去北京安定医院就诊。最后，我被确诊为中重度抑郁症伴焦虑症，开始接受药物治疗，每两周去复诊一次，每一个月左右抽血检查。

成为抑郁症患者之后没多久，我意识到，对抑郁症的治疗不是一个痛苦的终结，反而是另外一种痛苦的开始。

药物虽然能磨平情绪上的波动，但却无法改变其他的痛苦，反而因为药物失去伤害自己的冲动，在自我厌恶来临之时，毫无发泄之处，只能硬生生地忍着。服用药物也会引起强烈的药物反应：呕吐、厌食、腹泻、头晕目眩等。

更让我难以忍耐的是，过山车式的病情反复。抑郁症会受到节气，天气，乃至某件生活中的小事影响。在我按时吃药，规律作息，状态得到好转，恢复一点活力的时候，抑郁症就会邪恶地跳出来，把生活变成灰色，肆无忌惮地侵蚀着我的精神。而对这样的反复，医生没有办法，只能任由抑郁症在我的内心一刀一刀地凌迟。

而且，抑郁症的确诊彻底坐实了我曾经最不愿面对的一个身份——病人，还是不被社会理解的精神类疾病的病人。

一向自尊心极高的我不愿接受这个身份，也不愿接受抑郁症这个标签。尽管种种理论一再强调，抑郁症只是精神感冒，但是对它的恐惧和不接受，依旧让我生活得心惊胆战。在入学心理测试检查时，在上课和同学相处时，在定期去医院取药，每天按时吃药时，每一个让我觉得会暴露自己的细节都让我战战兢兢，好像我身上有大家都讨厌的细菌。我穿梭在人群里时，害怕，心慌，恐惧自己被发现，被排挤，孤立。

这时，杨睿像是站在黑暗另一端的人，她在我的世界里是温暖、优秀、美好的存在，是一个拯救者。她在我深陷抑郁中不能自拔之时，向我伸出双手，仿佛在说“别怕，我救你”。因此，生病后我更加地依赖她。

但是，这样的依赖在抑郁症的影响下很快就转化成恐惧，深深地，害怕失去她的恐惧。在这种念头的驱使下，我不断问她：抑郁症会不会影响我们做好朋友，会不会，会不会，会不会……

同一个问题问的次数多了，对于回答者来说，那不再是一个问题，而是一种质疑和不信任。

在忍受这样病态的询问长达三个月之后，杨睿找到那根压垮她耐心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开始拒绝和我联系。

6

当我明白那是一种不信任、变相伤害时，为时已晚，我已经失去了最在乎的一位朋友。

研一的课业繁重，除了日常上课还要参与导师项目，去设计单位实习。刚开始接触工作的压力，引起病情严重反复，外出时偶尔路过以前和杨睿一起约饭聊天的地方，回想起打趣斗嘴，喝酒谈天的时刻，这些画面都会在我脑海里化成“失去”两个字，它蚀咬着我的内心，带来说不出的闷痛。

有时，我加班到深夜，坐车回寝室，在车上一边看夜景，一边听音乐。偶尔听到我和杨睿当初都很喜欢的歌曲的时候，眼睛和鼻子无法控制的酸涩温热。

26岁那年的夏天，母亲被查出甲状腺囊肿，老家医院做的切片看不清楚边缘，无法排除恶性肿瘤的可能。于是，她决定来北京看病，做手术。

那是我第一次在医院排号缴费、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，第一次坐在手术室外的家属区等候手术。我守着术后还未清醒的母亲，每天不忘按时吃药，上课，实习，下课后坐车跨过大半个北京去医院陪床。

这个过程中，害怕失去母亲的慌张感和心痛让我学会反向思考：如果我因为抑郁症伤害自己，母亲的状况不但不会好转，反而会更严重。有了这个想法，原本被动的接受治疗变成主动接受，我开始想办法丰富课余生活，学着自己出去看展览，在寝室看书，或者和同学一起讨论专业课方案，私下出去聚餐，逛街。

母亲的手术康复，准备回家的时候，我的状态也比原来好了很多，生活作息规律，就诊及时，即使偶尔有反复波动的状况，也不会再感到恐惧。在这段陪伴母亲的日子里，我也意识到，我不能再做那个依靠着她的幼童，我需要努力成为她的依靠。这样的目标，让我在这场对抑郁症的战役里，有了新动力。

7

2019年1月11号，杨睿在微信上重新与我联系，我们约到西城区一家日料店喝酒。她将她被质疑的不开心，反思后对我的歉意，以及不知该怎样联系我的纠结全部告诉我。我也告诉她，当初面对她时我的自卑，分开后的成长，和对那段时间不顾她感受质疑她的愧疚。我们甚至超过了初次相识时聊天的热切，一直聊到日料店关门还意犹未尽，回到各自住处后，又在微信聊到天亮。

我们发现了彼此的成长，也找到了更好的相处方式。

母亲与癌症的擦肩而过，让父亲担心不已。她回家后，父亲不再和她吵架拌嘴，很少出去应酬喝酒，也尽量戒掉抽烟的习惯。在母亲回家后的第三天，我和她视频时，她满足又高兴地告诉我：“你爸他现在挺好的，你也别总是不理他，不和他视频。”话说到一半，父亲抱着家里的宠物狗恶作剧似的放到镜头前让我看，我知道这是他想凑过来参加我和母亲视频又抹不开面子的表现，便跟着插科打诨，和他聊了好一会，快结束视频前，他说：“在那边好好看医生。”

“嗯。”虽然情感上的麻木还没完全解除，但来自父亲的关心，还是让我微微动容。

哥哥在知道我抑郁症之后，第一次用同辈平等的身份和我恳谈一次。他听我讲述着自己内心的想法，自己的梦想，和以后想过的生活。也告诉我明明和我是平辈关系，在经验交流时却总是忍不住把谈话演变成居高临下的教训，教训过后看到我唯唯诺诺的样子，他的内心也难过不已。

那次交流后，哥哥开始学会把我当做一个大人，尊重我的看法和决定。

三月份复诊时，医生告诉我，最近几个月我稳定得很好，即使在病情最容易恶化的春天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反复状态。药物治疗阶段稳定好之后，就开始进入心理治疗，诊断后发现，校园暴力的经历使我很早就患上创伤性应激障碍，需要另一个长阶段的恢复治疗。但对此我不再感到无助与恐惧，虽然精神和心理还是随时处在痛苦状态，但身边所有的一切都在暗示着：会好起来的！

每个人患抑郁症的反应都不同，治疗效果也不一样。我不知道以后是永远陷在这片抑郁的深蓝色的海里，还是终将上岸，又或者是在康复-复发-康复的反复中度过。对这样没有方向的结果，与其深感不安，不如接受它，与它和平共存。或许它会一直在我的生活里，但我相信这并不影响我努力的过好这一生。

题图 | 图片来自Unsplash

配图 | 文中配图均来源网络

（文/林浮休，本文系“人间故事铺”独家首发，享有独家版权授权，任何第三方不得擅自转载，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