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莞恋母情结心理咨询，东莞恋母情结是怎么造成的？

在1980年的5月16日，一个周五的下午，明尼苏达州罗斯维尔的阳光照亮了每一个角落。阳光中，36岁的玛丽带着她8岁的女儿贝丝驱车前往常去的美发店。车在停车场里安静地停下，母女两人手挽手，满脸的笑容，无忧无虑的步入了店里。然而，他们并未察觉到，已经有双饥渴的眼睛在暗处瞄准了他们。

那是一个亚洲男子，他藏在停车场的灌木丛后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玛丽和贝丝进入美发店。阳光打在玛丽棕色的卷发上，闪烁出璀璨的光芒，皮肤在阳光下显得异常白皙，给人一种优雅而不凡的感觉。看到这一幕，男子感到无比兴奋，呼吸急促，全身微微颤抖。

他头发黑乎乎的，戴着墨镜，身上穿着一件厚厚的黑色皮夹克，即使在温暖的春天，也因为过度的兴奋和闷热而全身冒汗。他等待的日子已经整整十五天了。

十五天来，他无数次在梦中见到玛丽，用各种方式把她带到自己身边。他跟踪过她，等过她，甚至尝试在她家的床板下挖通道，以实现他的目标。但所有的计划都未能成功，而今天，他认为是最佳的机会。

他的目标近在咫尺，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得到她。

过了大约半小时，玛丽和她的女儿贝丝从美发店走出来。他们开心地谈论着贝丝的新发型，然而就在这时，之前的那个亚洲男子立刻跟了上来。当玛丽即将打开车门的一瞬间，他将一把手枪顶在了贝丝的额头上。

玛丽被吓得无法反应，她只能看着贝丝因恐惧而开始哭泣。她并不清楚这个男子想做什么，但她不敢赌博，她只能央求男子不要伤害她的女儿，她会配合他的一切要求。男子仅简单地回应了她，威胁她驾驶车辆前行。

一边保持着警惕，一边控制着贝丝，男子强迫玛丽驶向北方。玛丽的心中充满了恐惧，她尽力让自己保持冷静，同时也尝试着说服男子他们都是基督徒，愿意帮助他。但男子并未理会她，反而以怒吼作为回应。

在车辆行驶过程中，他们遇到了一个红绿灯，偶然的是，一辆警车停在了他们的后面。男子注意到了警车，他挥舞着手枪，威胁玛丽小心驾驶。玛丽深知，这是她唯一的机会。

男子指示着方向，车子进入了一个僻静的松树林，之后男子命令玛丽熄火。接着，他从口袋里拿出了预先准备好的绳子和胶带，将母女两人的双手捆绑，封住嘴巴，蒙上眼睛，最后把他们塞进了后备箱。

男子驾驶车辆，意图绕道开往约定的地点，那是一个位于公园外的停车场，那里有一辆他提前准备好的货车，计划将玛丽和贝丝转移过去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这一切都被一名小男孩看在眼里。

在此时，一名六岁的小男孩，名叫杰森，正乘坐他的儿童自行车在附近玩耍。他目睹了这一幕，看到有两个人被拖出了车辆的后备箱，他立刻感到震惊并呼喊出来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声音让男子吓了一跳，他转过身去，看到了小杰森。在一瞬间，他覆盖了杰森的嘴巴，并将他扔进了后备箱。

汽车迅速启动，驶离了现场。随着车轮的转动，一些泥土和鹅卵石被扬起，其中一块石头正好击中了另一个正在赶来的男孩的脸。这个男孩看着他的朋友被带走，被吓得从自行车上摔下来，他惊恐地跑回家，向他的母亲和邻居们求救。

他们马上赶到了公园，但是已经找不到任何线索了。男孩描述了绑架者的汽车是一辆老式的绿色福特，还描述了绑架者的外貌特征：皮肤黝黑，黑头发，戴着墨镜，身穿棕色夹克，并不高。但是他并没有提及后备箱里还有两个被捆绑的女性。

警方立刻投入大量警力进行搜寻，而那个男子在驾驶车辆时显得十分紧张。他的内心并不安宁，担心再次出现意外。而后备箱里的杰森的哭声让他变得更加烦躁。他一边敲打着方向盘，一边满身大汗地咒骂。

他决定要找个办法处理掉杰森，因为多一个人就多一份麻烦。当他经过一个野生动物园时，他停下了车子。

打开后备箱，小杰森和玛丽母女的表情充满了惊恐。经过长时间的颠簸，他们浑身疼痛，口渴且尿急。男子把杰森提了起来，拿起一根铁棍，带着他走进了森林深处。

天色已经全黑，杰森的哭喊声在森林中回荡。几声闷响之后，小杰森惨死。

男子返回车上，继续驾驶。玛丽此时已经意识到，事情已经严重到无法挽回。她不知道他们的下一站会是哪里，只是知道他们的人生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，充满恐惧的阶段。

晚上9:45，车子再次停下。在公园附近，距离他们大约八百米的地方，警察和居民正在全力搜寻杰森。而男子则从车上下来，驾驶一辆他早已准备好的货车。

在黑夜中，他压迫着玛丽和她的女儿穿越沼泽，将她们塞进货车底部。他用一堆纸箱覆盖在她们身上，以防止车子被检查时暴露他们的存在。

驶过一段路程后，车子停了下来。随之而来的，是对玛丽和贝丝母女更为严重的侮辱和虐待，此刻他们只能无助地忍受着这一切。

当钟声敲响11:55时，男子将玛丽和贝丝带到了哈姆莱可街一栋破旧的老宅中。他们被引导进一个小卧室，然后眼罩被取下，绳子被解开。他们还没来得及看清眼前的一切，男子就用一根铁链将她们锁在了壁橱里，一个仅宽1.22米、深53厘米的狭窄空间内。原本的挂衣杆被拆除，只留下一个灯泡和一些简陋的生活用品：一条毯子、两个小抱枕以及一个装有卫生纸的塑料桶。这个小小的空间，就是他们接下来的"牢房"。

玛丽心中充满了恐惧。她渴望她的丈夫能尽快找到她们，而贝丝，被吓得尿湿了裤子，她精疲力尽地依偎在母亲怀里，迅速地陷入了沉睡。

与此同时，男子正忙碌地在客厅里摆弄着，准备进行他所谓的"最后审判"。他在客厅中铺开了一张毯子，架起了一台摄像机。随后，他将玛丽从壁橱里带出来，推倒在地，双手捆绑在沙发的腿上。摄像机开始录制，镜头对准了玛丽。

男子紧张而激动地凑近玛丽，用腥臭的气息向她宣告了他的计划。他解下了自己的墨镜，露出了那张狰狞的脸。他的眼神如同喷火的炉炕，让人无法直视。他说了一个名字："薛明升"。然而，对于玛丽来说，这个名字并无任何印象。

随着男子慢慢透露他的仇恨和怨愤，玛丽的恐惧感开始逐渐加剧。她感到无比的危险，无法控制地尖叫起来。而那个男子，就在镜头前狂怒地诉说着，他怎么在过去十五年被玛丽所伤害，以及他怎么计划让玛丽尝受到的痛苦。

他粗鲁地扯下了玛丽的衬衫，让她陷入了更深的恐惧之中。他宣称，他的目的不仅是要让玛丽身上留下伤疤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希望创伤能深深地烙印在她的心灵，让她体验到身心的痛苦。

如此，这场疯狂的"审判"开始了。镜头，就在这一刻，凝固在了玛丽惊恐的脸上。

在对玛丽的残酷折磨的同时，薛明升又开始向她讲述一段他自认为"荒诞"的故事。他说，15年前，他与父母一起从台湾移民到了美国。当时，玛丽是他九年级的代数老师。他认为，正是因为玛丽对他的残忍对待，他的生活才会一落千丈。

薛明升曾是一名充满热情的学生，他喜欢数学，且擅长体育，曾是学校摔跤队的一员。然而，他感到玛丽对他的歧视，对他的刻薄，并对他的学业冷嘲热讽。尽管他对数学充满热情，向玛丽展示自己的才华，但玛丽却视若无睹，给他的考试打了B级分数，导致他无法获得奖学金，进入理想的大学。

因此，他被迫入伍，参加了越南战争。在战争中，他成为了战俘，遭受了无尽的折磨。战争结束后，他的生活陷入了困境，过着颓废的日子。在他看来，所有的不幸都是因为玛丽。

玛丽在痛苦和恐惧中忍受着折磨，同时，她知道，这个男人讲述的所有故事，都只是他侵犯她的借口，一切都是他编造的谎言。

恶梦似的折磨并没有停止，反而在不断升级。薛明升甚至还将这三个小时的凌辱全部录制了下来，然后把摄像机归还，但他对玛丽的囚禁和折磨并没有因此结束。

与此同时，玛丽的丈夫正在焦急的寻找着他的爱妻，对玛丽的下落一无所知，他的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恐惧。

按照惯例，当晚六点之前，玛丽和她的母亲应该已经回家。然而，玛丽的丈夫，欧文牧师，发现他们在七点半时仍未归来。焦急的欧文打电话到玛丽的工作地点，却得知玛丽已经在下午四点多就离开了。本来夫妻两人已经约定晚上要去姐姐家聚餐，但是他们却迟迟未归，也没有给他打电话。

到了晚上十点半，欧文终于无法忍受内心的不安，向警方报了警。然而，警方当时正忙于调查一个小男孩杰森的绑架案件，没有立即对欧文的报警进行回应。

只有当欧文第三次拨打报警电话时，警方才开始关注这个案件。他们详细询问了欧文关于玛丽驾驶的福特汽车和杰森的相关信息。欧文却对警方提出的杰森一家表示了不解，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家庭。直到他打开电视，看到了寻找杰森的新闻，他才明白警方怀疑他的妻子和女儿的失踪可能与杰森的绑架有关。

欧文无法相信，他的妻女竟然被关在离家只有4.8公里远的一个壁橱里。每天，薛明升都会将玛丽从壁橱里拉出来，对她进行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。他用威胁和质问来刺激她，试图让她服从他的命令。然而，玛丽却一直坚决反抗，她拒绝回答他的问题，也拒绝配合他的行动。

然而，这样的行为只让薛明升的愤怒更加猛烈。他用塑料袋威胁贝丝的生命，以此逼迫玛丽妥协。他一次又一次的利用恐惧来控制玛丽，让她逐渐失去了反抗的意志。

在所有这些疯狂行为背后，薛明升的真正动机其实是对玛丽的扭曲的爱恋。他的最终目标，就是要把玛丽牢牢的绑在自己的身边，让她成为他的妻子，陪他度过一生。他编造的那些"被老师欺凌"的故事，其实只是他用来恐吓玛丽，让她感到负罪感，逼迫她服从他的谎言。

自薛明升十五岁时第一次见到玛丽，他就深深地爱上了她。他在心中将玛丽视为他的梦中情人，不断幻想他们之间超出师生关系的某种纽带，坚信玛丽也对他有同样的感情。对他而言，每天看到玛丽都是他到学校上课最期待的时刻。

然而，两年后，玛丽离开了学校，跟随丈夫去菲律宾传教。对薛明升来说，这无异于玛丽“背叛”了他，对他的感情变了心。自此以后，他开始疯狂地搜寻所有与玛丽有关的信息。他甚至一度手持枪支闯入玛丽的公婆家，误以为那里是玛丽和丈夫的住所。他曾多次悄悄潜入玛丽的住所，幻想绑架她，但都没有成功。

直到玛丽知道了所有这些事情，她才明白这个人并不是她曾欺压的受害者，而是一个疯狂的暗恋者，这种病态的爱已经发展为了变态的迷恋。薛明升绑架她，不仅是为了对她进行凌辱，而且还希望她成为他的生活伴侣。如今，玛丽就在他的眼前，被他牢牢地禁锢在手中，他的梦想似乎已经实现。

薛明升深情地对玛丽说，他想要的就是像她弟弟查尔斯那样幸福的家庭，美丽的妻子，美好的生活。然而，每次他向玛丽“求婚”，都被她拒绝。于是，他的凌辱就像暴风雨一样袭来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。

当玛丽质问他为什么要录像，她得到了一个颠覆三观的回答。薛明升威胁她，如果她敢公开这件事，那么那些录像将在社会上流传，让她名誉扫地。

每次犯罪完成后，薛明升就会把玛丽关回壁橱。母女俩在狭小的空间里生活，连躺着睡觉的权利都没有。在这种强压之下，贝丝开始出现心理问题。这个只有8岁的小女孩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不明白为什么妈妈总是带着满身的伤痕回来。她想回家，但她甚至没有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。她开始不断地拔自己的头发，以此来宣泄内心的苦闷。

三天过后，绑架玛丽的新闻在报纸上开始露头。薛明升，心机巧妙的策划者，构思了一套计划，旨在躲避警方的追捕。他让玛丽写了一封信给丈夫，信中说她打算带着女儿离开他，让他不要去找她们。接着，他戴上手套，将信纸塞入信封，粘上邮票寄出，以确保信件上没有留下他自己的指纹。

两天后，欧文收到了这封信，交给了FBI。他们并没有完全相信信中所说的，因为内容显得非常牵强。而且，收到信的第二天，就是5月21日，他们全家本应该飞往菲律宾传教，这是早就预定好的行程，而玛丽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准备离家的迹象或理由。因此，警方认为玛丽和她的女儿可能被绑架。

与通常的配偶失踪案件相似，警方将欧文列为嫌疑对象。他曾经为妻子购买了一份价值几千美元的保险，虽然这个金额并不大。警方怀疑他可能有“杀妻骗保”的动机。

然而，在经历一系列的测谎和调查之后，欧文证明自己是一个虔诚的牧师，他们的亲友也证实欧文与玛丽的婚姻是美满的。这使得调查陷入僵局，因为玛丽性格善良，与所有人的关系都非常和谐。绑匪并没有提出赎金要求，那么他们的动机是什么？写这封信的目的又是什么？

令人欣慰的是，信件上的字迹可以确定是玛丽所写，这意味着她仍然活着。薛明升承诺，只要玛丽乖乖配合，他会在21日放她回家，让她赶上飞往菲律宾的航班。而玛丽，每日的盼望就是那个日期的到来。

在那一天的黎明，玛丽通过衣橱缝隙观察到外面的光亮。她意识到天已经破晓。内心深处，她期盼着薛明升会信守诺言，让她和女儿回家。然而，她的期望破灭了。那天一早，薛明升就驾车离开，房子内陷入死寂。

玛丽陷入了绝望。她想要拼命地打击柜门，尽情地尖叫，但当她感觉到女儿在自己身边时，她立刻冷静下来。她不能失控，她不能让贝丝承受更多的刺激，她担心孩子会继续精神错乱。

她们母女俩如同身处地狱，无助感包围着她们，不知何时才能得救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只要薛明升不在那所“恶魔之屋”，玛丽和贝丝就开始过起“小日子”。她们被锁在厨房里，薛明升拉下窗帘，他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一起烹饪、用餐。然而，薛明升的枪从未离身，他随时警备着玛丽会破窗逃跑。

薛明升继续用各种谎言洗脑玛丽，甚至承诺只要玛丽再乖一点，他就会放走贝丝。但这些都是他的诡计。

警方的搜查一直在进行，但始终没有找到薛明升的线索。他在家里的暴行继续上演，而在那栋房子里，他并不是唯一的住户。

他的弟弟，薛罗恩，住在地下室里。他们通过一道专门的通道互不打扰。薛罗恩偶尔听到奇怪的声音，他模糊地听到哥哥和一个女人的对话，他认为可能是哥哥的女朋友。然而，薛罗恩不敢打扰也不敢询问，他从小就受到哥哥的虐待，他们的关系一直很糟糕。

就这样，薛明升的恶行继续下去。然而，很快，他开始感到危机四伏。

薛明升在媒体对失踪案的持续关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，冷静如常。他逼迫玛丽再次给她的丈夫写信，威胁他们要停止警方和媒体的介入，否则，他们就永远也看不到她和贝丝了。尽管FBI立即对这封信进行了分析，但并未取得任何有效结果。

薛明升继续他的“小日子”，对玛丽和贝丝稍微放松了对她们的控制。他允许她们每隔十天洗澡一次，也允许贝丝偶尔看电视和玩游戏。他甚至像一个父亲那样称呼贝丝为贝茜。每次听到这个昵称，贝丝都感到深深的恶心，但她不敢反抗，因为她知道，每晚她的妈妈都还要在壁橱里过夜。

到了6月9日，玛丽母女已经被囚禁了整整24天。薛明升告诉她们他要参加下周一在芝加哥举办的贸易会议，他要带着她们去，就像一家人那样出行。他租了一辆房车，等到天黑后，他让玛丽和贝丝用夹克盖住头，匆匆冲进房车。

他把她们藏在一个大纸箱里，手里的枪一直对准她们，警告她们不要有任何逃跑的念头。他甚至带着她们去购物，为她们采购新衣服，因为她们自从被绑架后，一直没有换过衣服，全身上下都是污垢。

他始终提醒玛丽，如果她敢惹麻烦，他就会立刻杀了车里的贝丝。每次看到陌生人，玛丽都想向他们求救，但由于薛明升的紧盯，她始终无法开口。

晚上，他总是把房车停在偏僻的地方，拆除车厢的内侧把手，将电线缠绕在与煤气管道相连的炉子下面，然后警告她们，如果她们擅自动弹，可能会造成煤气泄漏。

尽管在这次公路之旅中，贝丝曾有过求救的机会，但她的呼救却被一群经过的男孩嘲笑，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尽管玛丽在被囚禁的日子里不断寻找机会求救，但她始终未能抓住机会。

薛明升更是胆大妄为，竟然让贝丝在父亲节那天给她的父亲打电话，祝他节日快乐。在那个移动通讯网络和刑侦技术都尚未发达的年代，警方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挑衅无计可施。

在炎热的7月4日，美国的独立日，薛明升居然带着玛丽和贝丝去公园散步，然后像一个正常的家庭一样去餐馆享受晚餐，观赏璀璨的焰火。他的胆大妄为让人震惊，当警车经过时，他把手枪高高举起，使得玛丽和贝丝都不敢有任何异动。

不久后，薛明升的弟弟薛罗恩去台湾参加学习班，这让薛明升感到更加无拘无束。玛丽和贝丝被囚禁了超过七个星期，他们被迫和薛明升一起生活，以至于他们给人的假象是，母女两人已经被"驯服"，像一家人一样生活。

薛明升甚至将玛丽和贝丝从壁橱中放出来，用长锁链束缚她们，使她们可以在卧室里"自由活动"。然而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玛丽看到了逃脱的希望。

在7月7日的一个下午，当贝丝在看动画片的时候，玛丽悄悄地掏出一根金属的卡。这是一个她早就偷藏好的，她的父亲曾经教过她如何用它拧下螺丝。她颤抖着手，小心翼翼地将这个金属卡片伸向壁橱和锁链的衔接处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她成功地拧下了螺丝，锁链终于松开了。她用同样的方法解开了贝丝的锁链，然后拉着锁链，跑到厨房想要打电话报警。

然而，她的行动却被贝丝阻止了。贝丝害怕到无法理智，她尖叫着，试图将妈妈拉回卧室。玛丽努力安抚贝丝，然后拨打了报警电话。

经过了长达53天的囚禁，玛丽和贝丝终于成功逃脱了。然而，她们的爱人杰森却对此毫无所知，他在薛明升被警方逮捕，他的电器店被查封后，才知道了真相。然而，对于杰森来说，他的折磨并没有因此结束。

薛明升在狱中待审的时候，想尽办法逃脱牢狱的枷锁。他甚至花费了五万美元，试图贿赂一名即将入狱的犯人来帮他越狱。然而，这个犯人收下钱款后却没有按照约定行事，反而将他出卖了。

凭借着自身强大的电子技术，薛明升很快就开始策划第二次越狱。他从食堂的椅子底部拆下了一些螺丝，准备用这些螺丝来撬动监狱的窗户。他还储藏了许多食品包装锡纸，希望能用它们来关闭电子警报器。然而，他的计划最终全部破产，越狱失败。

在越狱失败之后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如何杀死玛丽的计划中。他认为只有玛丽死了，他的所有言辞才能站得住脚。在薛明升第一次受审的时候，玛丽上庭作证。薛明升突然从椅子上跳起，冲向证人席，大声质问她为什么离开他，为什么要逃跑。

接着，他突然掏出一把尖刀，狠狠地割伤了玛丽的脸。整个法庭陷入了一片骚动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，不知道刀子是从哪里来的。玛丽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，幸好她的动脉没有被割到，但是伤口深长，需要缝合62针，留下了永久的疤痕。

为了争取他的无罪释放，薛明升的母亲请来了顶级的刑辩律师，试图以精神失常作为他的辩护理由，但是精神评估的结果对他不利。薛明升始终没有告诉任何人小杰森的尸体在哪里。直到杰森的父母答应接受他的认罪协议，放弃对他的一级谋杀罪起诉，才换来了杰森的尸体。

可怜的小男孩，死后166天才被找到尸体，只剩下了一堆被野兽啃食完的骨架和破烂的衣服。薛明升因为多项罪名被判处70年有期徒刑，然而他没有丝毫的悔意，还在法庭上嚣张地扬言，只要他有一天能假释出狱，他就会杀死玛丽。他威胁说，如果玛丽死了，他就会杀她的孩子。这场邪恶的荒诞剧，终于落下了帷幕。

薛明升的案子在美国犯罪史上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案例，因为他有一些特殊的性格特征，如过度的“恋母情结”、“妄想恋情症”以及极端的“反社会性格”。这些性格特质在社会工作中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，但当它们在薛明升身上叠加起来时，就像犯罪的基因一样，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。

薛明升生于1950年代的台湾，他的家庭环境优越，父亲是明尼苏达大学的统计专家，母亲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和教师。然而，在薛明升八岁的时候，全家移民到美国，他的父亲病逝，使得家庭重担落在了他的母亲身上。作为家中的长子，薛明升承担起了父亲的角色，但他的性格中却出现了一些偏差。

他要求弟弟们完全服从他，每天回家后，他们必须迎接他，接过他的书包，帮他换鞋。他甚至还要求弟弟们给他准备精确到数量的饼干和热牛奶，然后在电视前供他享用。这些都是他自我中心的表现，反映出他的反社会倾向。

然而，薛明升的这种行为并没有得到他的母亲的制止，相反，她对他感到害怕，无法管教他。在薛明升的成长过程中，他的行为越来越极端，甚至发展到虐待弟弟和对外人的攻击。

到了15岁，薛明升的视线中出现了一个叫做玛丽的女人。这个女人和他的母亲有许多相似之处，他们都是身材纤细的教师，都非常温柔。这使得薛明升将他对母亲的情感转移到了玛丽身上，产生了妄想恋情。这种妄想使得他认为“如果我爱你，你就必须爱我”，并且开始对玛丽进行追求。

薛明升的恋母情结和妄想恋情是他罪行的主要动机，这使得他在面对拒绝时，选择了极端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欲望。

薛明升的故事进入了一个新的章节。对玛丽的强烈情感推动他向前，他确信玛丽对他有感情，这种信念是如此坚定，以至于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服他相反。实际上，这是一种妄想症，如果不经过适当的治疗，患者会持续坚信自己的想法，无法被别人的言辞或自身的体验改变。

随着薛明升的情绪逐渐升温，他将对母亲的痴迷和狂热转移到了玛丽身上。这个过程中，他深信玛丽会接受他的追求。玛丽成为了他心中的焦点，他写了许多故事，故事的女主角都是玛丽的化身，甚至连看电影，他也会将玛丽代入到女主角的身份中。

然而，两年后的一天，玛丽决定离开学校，跟随她的丈夫去国外传教。这个消息让薛明升难以接受，他感觉他的世界突然崩塌了。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他所深爱的玛丽。

在没有得到适当管教的环境中，薛明升的偏执病逐渐加重。他的世界里只有他自己和他所爱的女性，他的眼里没有其他的女人。实际上，直到他决定绑架玛丽之前，他都没有真正的恋爱经历，他从来没有与女性正常的相处过。

一般来说，如果一个人在追求爱情失败后，他会感到失落，然后放弃追求。然而，薛明升并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拥有普通人所不具备的智力和精密的思维。

从学业上来看，他的表现非常优秀。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他的排名在503名学生中位于第一。他甚至被同学们投票选为最有可能成为未来科学家的人。他的学术项目赢得了明尼苏达州的科学奖，他的电子项目在国际科学博览会上获奖。

毕业后，他开设了自己的电器商店，这个小型公司在他被捕时价值高达25万美元。如果他能正常地继续他的人生道路，

他会像他的父母一样，成为一个倍受尊敬的科学家。然而，他的心智，他的行为，都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。

这段时间里，薛明升在幕后密切监视着玛丽，长达十五年之久。他掌握了玛丽的一举一动，无论玛丽做什么，他都了如指掌。在玛丽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他计划了一次绑架。他等待着玛丽离开她的家，等待着她重新踏入大学的日子，就在那几天之前，他实施了这个恐怖的计划。

他知道，玛丽的留学时间是四年，他认为这是他的机会，他不能错过。他的计划周密而冷静，即使遇到意外的情况，他也能迅速冷静下来，妥善处理，甚至敢在警察的视线之下驾驶自己的车离开。

一旦掌握了玛丽，他展开了一场精心策划的“心理战”。他编造谎言，塑造自己成为受害者的形象，让玛丽感到愧疚。他将自己长期压抑的畸形情感转化为被玛丽“伤害”的心理创伤，然后开始对玛丽进行“审判”。他捏造罪名，让玛丽背负上，给他自己的情绪宣泄找到了“合理”的出口。

在整个囚禁玛丽和她母亲的过程中，他近乎无懈可击。他利用各种手法，包括武力威胁和精神控制，紧紧地掌控着玛丽和她的母亲，使她们无法逃脱。

通过他的犯罪行为，我们可以看出，薛明升有着极强的自信心。这种自信来自他对自己能力的掌握，以及他在学业和事业上的优秀表现。这种“自我感觉良好”的情况，让他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，认为自己能成功完成任何事情，甚至是绑架别人的妻子和孩子，与他们一起构建一个“完美”的家庭。

高智商的犯罪者通常比一般的犯罪者带来的破坏更大。他把他的畸形“爱”当作正常的情感需求，在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的同时，他毫不顾忌别人的感受。对他来说，法律在他眼前，等同于不存在。

即使他被逮捕，他仍然敢于反抗。他甚至多次试图越狱，并企图在法庭上杀人。这就是他，薛明升，一个自信满满，无法无天的罪犯。

这样的人，像薛明升这样的，带着“反社会性人格”的标签，就像一个隐形的炸弹，悄然潜伏在社会中。他们可能最终会犯罪，伤害他人，但在此之前，他们的存在就已经给正常人带来了巨大的困扰。这种困扰可能是像新闻里经常曝光的“火车占座”、“随意破坏公共或私人财物”这样的事件。

据美国精神医疗协会的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》统计，平均每25人中就有一个带有反社会性人格倾向的人。那么，如何识别这样的人，以保护自己呢？

一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参考。如果一个人在表现上满足以下任何三项“症状”，基本上可以确定他有反社会性人格倾向。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接触到这样的人，要明确并接受这个现实。

遇到这样的人，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方式是保持距离，避免与他们接触或交流。否则，你可能会被他们纠缠，或者被他们的道德或情感捆绑，而不能从自己的本心出发，去判断事情的真相。你不能因同情而帮助他们掩盖真相。

记住，对自己的善良要有底线，别忘了“农夫与蛇”的故事。

薛明升，在监狱服刑的几十年中，他一直试图申请假释，甚至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无害的老人形象。但是，玛丽的女儿贝丝勇敢地站出来，一次次在法庭上揭露薛明升的罪行，以确保他终其一生都在监狱里，不再给善良的人带来伤害。